元韬学院

元韬研究：安徽的管子，中国的管理，世界的思想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联合会的演讲，原文刊发于《管子研究》2014年第1期)
刘明沭

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借用当下时髦的词语，盘点中国历史上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最“牛”的“董事长”是慈禧太后，因为她不仅执掌政权47年，钦定三朝天子，还赶走了两个大股东，甚至临终时仍牢牢掌握军政大权，对组织时局的控制无人可比。文章也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总经理”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他协助“董事长”齐桓公治理齐国，先后并购了36个竞争对手，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实力，使得齐国率先登上春秋诸侯霸主的宝座。其中令许多职业经理人惊叹和羡慕的是，当时齐国的“董事长”对管仲言听计从，甚至以仲父相称。管仲作为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是赢得的信任指数，还是体现出的管理能力都旷古绝今。
管子是安徽人
      这位号称中国“最牛总经理”的管仲就是我们熟悉的管子，他是安徽颍上人。我们知道近年来安徽、河南两省一直在围绕老子、庄子的籍贯问题据理力争，但是关于管子的籍贯似乎很少有争议，因此可以比较确定地说管子是安徽人，是安徽和安徽人民的骄傲。管子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从时间上来看，比我们熟悉的其他诸子百家都早，因此管子是其他诸子的祖先，可以称为诸子百家第一子。关于管子的生平和业绩经常可以在介绍管子的书籍资料中看到，比如“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中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千古名相”等等。
管子是中国管理学的奠基人
    管理学是当今时代的一门显学，但是目前学校里开设的管理学课程，各类组织中运用的管理方法几乎都来自以弗里德里希•泰勒(Frederick Taylor)开创的科学管理为起点的西方管理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管理学理论中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然而，我们知道西方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作为工具和方法传播到中国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和各类组织的发展。但是管理不仅仅是工具和方法，它还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需要和一定区域的文化相适应。比如说，一部手机不论在哪里生产，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事实是否如此？当然不是，韩国生产的三星手机在中国恐怕就不能用，因为操作系统、语言输入、通信标准都有差异。那么，技术产品尚且不能随意地迁移，植根在一定文化基础上的管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吗？显然不行。这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的原因，同时也是中国的管理者在运用西方管理学解决中国组织中的问题时出现诸多障碍和困惑的原因。
    因此，管理不能依赖进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要有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适应的管理理论。那么，中国有自己的管理理论吗？如果依然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中国没有一个可以称为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但是西方的标准只是适用于西方。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最近出版的书里说，中国的社会精英可以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寻找智慧，而美国的社会精英遇到问题寻找答案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中国社会这个大组织和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小组织历经几千年的持续发展，不仅没有衰亡，而且越挫越勇，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和期待，如果没有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怎么能够成就中华民族的千年基业？一个百年老店的管理经验都有人趋之若鹜地去取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薪火相传自然有众多的好经验、好方法需要总结、提炼。
    那么，中国的管理学在哪里？这与中国文化的特征有关。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是实践性和意会性。中国文化注重实践，强调劳动创造价值。因此中国的管理学就在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劳动实践中。其中最早从事管理活动并且为后世留有著述的中国人是管子。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管子是中国管理学的奠基人，比我们熟知的西方管理学家要早2800年。《管子》一书是管子思想的体现和表达。当然中国的管理学与西方的管理学不同，不能用西方的模型化、定量化等标准评价中国的管理学。标准没有普遍适用的，一定是因时因地而异。男性的标准不一定适合女性，商业的标准也不可以随便用于学术。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管理学家中，只有管子姓管，可见他作为管理学的鼻祖是名正言顺，根正苗红。
管子的管理思想
    管子是一国宰相，他的工作内容繁杂，所从事的活动不仅仅是管理，而我们在这里只谈他的实践和思想中与管理相关的部分，姑且称为“管子的管理思想”。管子的管理思想对今天的管理者最重要的一点启发是“以人为本”。这四个字现在几乎家喻户晓了，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四个字最早出现在《管子》这本书里。《管子•霸言》这一章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故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
    管子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当时的的确确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重要进步。因为管子生活的年代还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不可能做到也没有人认为人人平等。有的人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奴隶，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穷人和奴隶生来就是听天由命的，你这一辈子只能是奴隶，不可能有翻身做主的机会。而奴隶主生来就是作威作福的奴隶主，对奴隶可以肆意妄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管子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也无疑承受巨大的压力和不解。但是，这个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如同孔子所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人们恐怕还生活在茹毛饮血、披头散发的旧时代。孔子的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近年来很多组织都在提“以人为本”，有的把它作为组织文化，有的把它看作发展目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千七百年前管子思想的持续影响和广泛传播。“以人为本”在今天的确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从当前的社会环境和组织发展来看，对于管理工作者的启发主要有如下几点：
    1、顺应民心。管子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是《牧民》，其中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就是一个组织中所有成员的意愿。顺应民心就是尊重组织成员的意愿，按照组织成员的意愿办事。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以“员工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评价标准。管子当时的做法是首先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和需求。通过了解，发现民众讨厌没日没夜的干活，因此管子就制定政策让百姓安居乐业；发现民众害怕贫穷，因此管子就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让百姓富裕起来；发现民众担心治安环境不好，因此管子就加强国防建设，推动富国强兵。通过多种方法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反而愿意为国家废寝忘食地工作；让百姓富裕起来了，百姓就愿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让百姓的生活安稳了，百姓就会时常挂念社稷安危。
    2、重视员工。大部分人都熟悉一句电影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事实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句台词，更是对于这个时代特征的真实写照。今天任何组织都迫切地需要胜任组织发展需求的人才，然而许多组织的困惑也在于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从外面找显然是困难的，行由不得反求诸己，有的组织已经发现并且明确提出“员工是第一生产力，是最宝贵的财富，是组织的主打产品”。汉字中的员工二字就鲜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员字是口和贝的组合，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是财富；工是象形字，代表顶天立地的人。几乎所有优秀的企业都明确提出并践行员工是最重要财富的理念。过去我们知道被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先生的话，“松下的主要产品是高素质的人，其它产品都是这些高素质的人生产的”。现在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以固锝电子、海底捞、胖东来等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企业对员工的重视以及产生的积极影响。与员工的员相关的一个字是损，提手旁加员工的员。损失的损是什么意思呢？员工的损失是一个组织最大的损失。许多优秀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秘诀在于成功地留住了一流人才，而留住一流人才最终靠的是文化。因此，可以说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企业内不可替代的运作机制、价值系统、技术要素、知识创新的竞争，即企业内智力资本的集聚与创新的竞争，而所有这一切的载体都是人才。所以说组织核心能力是别人偷不去、拿不走、抢不到的。
    3、注重学习。说到以人为本，相应的就有不以人为本，也就是以其他要素为本。其他要素包括机器、房屋、资金等等。人与这些要素的区别在于，人是可以变动的，其他要素是不变的。人的变动最深刻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的更新和发展。这又是通过学习实现的。动物要亲自尝试才能知道路途的安危和方法的对错。而人天生具有学习能力，可以借鉴间接经验就避免重蹈覆辙，更有效率地工作和生活。学习二字最早见于记录孔子思想的《论语》。孔子本人也被作为勤奋学习、善于学习的典型，正因为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孔子完成了从凡人到圣人的身份转变，不仅成就了自己，也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万世师表的典范。孔子的事例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榜样和借鉴。
    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知识化。农业社会的主要管理对象是人，工业社会的主要管理对象是机器，而现代社会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知识的管理或者是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在知识管理的背景下，学习成为非常重要的管理内容，近年来学习型组织建设在神州大地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组织和管理者认识到，一个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织的目标是组织成员共同设计的，最终也要由组织成员共同完成。要完成组织目标，就要不断提高组织成员的能力，而人的能力提高是通过不断学习来实现的。因此，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把人的能力提升作为组织的第一要务，重视员工就是把员工的学习作为组织的核心工作。
管子的思想具有世界意义
    近年来很多人在讲普世价值，那么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的话，什么是普世价值？上面提到以人为本的理念，那么普世价值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是满足人的需求的，也就是文化的共通性。世界的扁平化、经济的全球化、国际交往的增多都是以这个特征为前提的。中西文化各有侧重，但也有共同特征，即都是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认识和判断。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西方文化的核心是逻各斯。两者都是对宇宙本源、世界形态、自然规律的高度抽象和精确概括。然而中西文化由于语言、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差异在对自然世界的基本认识上存在差异。道是不可言说的，因而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是神秘的。逻各斯注重的是表达和逻辑，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发达的逻辑和先进的知识。
    之所以说管子的思想具有世界意义，是因为管子对道的理念有卓越贡献。比如“道满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管子•内业》。管子认为，作为宇宙本源、世界形态、自然规律的道是普遍存在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我们却未必了解这一点。金榜题名的学子在总结经验时经常会讲“学习之道”；拼搏多年的企业家在分享经验时会说“经营之道”；业绩上佳的营销人员在回顾过往的时候会谈“营销之道”。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用“之道”表达一种较高的境界，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什么是道。
    与中国人的“之道”情结类似的是西方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外在于人去追求真理，寻找本源，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宇宙本源、世界形态、自然规律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表达的。因此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世界，认识自然。以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为基础的西方管理学也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因此，我们看到的西方管理学界大师云集，流派众多。
    中国人很熟悉的一句话是“道不远人”，出处也在《管子》。《管子•心术上》指出，“道不远而难及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用今天很多人都已经感悟到的话说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就在你身边，不用千山万水去苦苦寻觅”。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中的“莫向外求”比登天揽月、下洋捉鳖的壮举要高明许多。
中国的管理学要由中国人创造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就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形势而言，从历史中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只有当某种经济的发展特征同该地区的文化禀性与人口特征相一致时，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获得真正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区域性的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如今，千千万万的中国组织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组织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好的管理。而管理不可能依赖进口。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其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优秀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和现实，能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作者简介：刘明沭，元韬公司首席学习官、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博士）